■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张一鸣
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“亚洲新能源合作”分论坛直面亚洲能源转型的核心矛盾，汇聚联合国机构、国际能源组织、龙头企业及专业机构的领军者，围绕区域能源协同、跨境互联、普惠转型等核心议题展开探讨，一些共识正在形成：亚洲新能源发展已进入以清洁能源与电气化为核心支柱、以大规模互联互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新范式。未来区域合作的核心，是打造更绿色、智能、韧性的互联互通体系，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向，携手破解转型难题，实现亚洲能源领域的共同繁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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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型悖论凸显
亚洲已是全球可再生能源最大投资地，2025年本地区太阳能投资占全球65%、风能投资占64%，清洁能源投资规模与装机增速均领跑全球，但化石燃料在区域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却从78%升至83%，相关碳排放已占本地区总排放的74%，清洁能源投资大增与化石燃料依赖加深的矛盾愈发突出。叠加地缘政治紧张、供应链中断、能源价格波动等挑战，亚洲各国正面临能源保供与脱碳转型的双重命题。
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阿里沙赫巴纳表示，中东危机引发的石油、天然气、化肥三大核心大宗商品供应中断，反而进一步凸显了能源多元化的战略价值，“这个危机可以被看成是机会和战略潜力，不仅关乎排放目标，更能提升区域能源韧性，减少对化石燃料价格波动的风险暴露”。她同时透露，2025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规模达2.3万亿美元，已连续第二年超过化石燃料投资，为亚洲新能源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拉·卡梅拉补充，2024年亚洲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达410GW，占全球新增总量的70%以上，东盟已从全球能源需求核心转变为能源转型核心，区域内光伏度电成本较化石能源低53%，转型优势显著。但他同时指出，2020—2023年，亚太10个最不发达国家仅获得了全球1.4%的能源转型投资，投资分布失衡的问题突出，唯有推进区域层面的协同合作，才能破解转型不均衡的困局。
02
技术产业双轮驱动
针对新能源跨境合作的现实障碍，与会嘉宾从技术、产业、基础设施等维度，给出了可落地的实践路径。
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高海纯提出，新能源正在重构全球能源安全的底层逻辑，“传统能源时代是‘授人以鱼’，形成一家独大的资源输出形态;可再生能源则是‘授人以渔’，一座光伏电站可稳定运行30余年，能让国家、城市、园区乃至每个家庭都实现能源自主”。她同时指出，AI与新能源已形成深度绑定的正向循环——算力需求的爆发大幅拉动了稳定绿色电力的需求，而低成本、高可靠性的清洁电力，又会进一步吸引算力基础设施与AI产业落地。
谈及跨境合作的堵点，高海纯表示，长期可持续、确定性的政策引领，更坚强的电网体系，高效的审批流程，开放协同的国际合作模式，以及更多元的金融创新，是推动区域新能源合作提速的关键。
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驻会副主席刘泽洪则强调，跨境电网互联是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消纳的核心支撑。他给出一组关键数据：亚洲人口占全球60%，经济规模占50%，碳排放超50%，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仅15%，转型紧迫性极强。
“通过跨国跨区域电网互联，可实现南北季节差、东西时间差、跨流域水文差、各地资源差与价格差的互补互济，是新能源规模化发展最有效的路径。”刘泽洪表示，中国的特高压输电技术已支撑国内19亿千瓦新能源的开发，欧洲电网互联也实现了北欧水电、北海风电与南欧光伏的灵活互济，目前大规模清洁能源开发、远距离输电、智能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等核心技术已趋于成熟，下一步还需推动技术、产业、标准的跨境协同，让单个项目串联成互联互通的区域能源网络。
03
完善治理金融支撑
如何让区域新能源合作惠及更多国家，尤其是转型能力薄弱的最不发达国家?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现场提问，呼吁各方关注亚洲转型不均衡的现实：“亚洲部分国家在能源转型中进展显著，但仍有大量最不发达国家难以获得技术与资金支持，金融机构、龙头企业与国际组织应发挥作用，让这些国家以可负担的方式共享转型红利。”
对此，牛津大学的施泰纳表示，在地缘政治“脱钩断链”的背景下，区域新能源合作绝非零和游戏，核心是要为各国找到可持续的合作激励。“不能只从减排、道德层面谈转型，更要让各国看到转型带来的经济收益、就业创造与生产率提升，这才是合作的核心动力。”他提出，亚太地区需建立共同的能源安全愿景，推动监管框架与标准的对齐，降低跨境合作的交易成本，同时推动富裕国家与技术领先国家，以联合投资的方式帮助小经济体突破基础设施与资金瓶颈。
阿里沙赫巴纳则给出了务实的转型建议：燃料价格上涨已让部分亚太中上收入国家启动燃料配额、重启燃煤电厂，最不发达国家的转型更是面临停滞，不能简单要求这些国家关停煤电、快速转型，而是要让它们从中国等转型成功的国家，学习分阶段推进的实践经验，兼顾本国能源安全底线，同时给予实实在在的技术与资金支持。
德勤亚太首席执行官戴惟德从企业与金融视角提出，能源是天然的跨境议题，企业要从单一项目的参与者，转变为区域合作的长期贡献者，核心要推进四方面工作：协调各国标准与审批程序、统筹区域基础设施规划、依托现有自贸协定打造能源合作走廊、通过多边机构建立风险缓释机制，破解新能源短期成本高、投资回报周期长的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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